来源/外滩教育

作者/张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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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Stella

前言

近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发布一项民意调查，56%的美国人认为学位不再值得花时间和金钱。

富裕国家的毕业生收入激增始于20世纪80年代。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之间的工资拉开差距，这也被称为“大学溢价”飙升的开始。可现在，这种溢价要么停滞不前，要么开始下降，与此同时，读大学、获取学位的成本却在持续攀升。

在美国，按实际价值计算，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科生）平均每年需要自付的费用，从1970年左右的2300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约8000美元。据评估，美国学士学位的平均回报率约为14%，二十年前，这个数字还有16%。

乔治·梅森大学(George Mason University)的经济学教授布莱恩·卡普兰(Bryan Caplan)写于2018年的著作《反对教育的理由：为什么教育系统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》（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: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）曾因其离经叛道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巨大的争议。

5年后，该书中文版《教育的浪费》由中译出版社引进出版。如今再读，这位冷峻到有些残忍的经济学教授，笔下的许多观点，在今天，竟有些一语成谶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卡普兰撰写本书的初衷，并不在于建议大家少上学、不上学。

对个人而言，教育是有回报的，这毋庸置疑。但任何事物，部分正确也不一定意味着整体正确。就好比在剧场，大家端坐在观众席上，此时，如果有人想获得更好的视野，最快的办法就是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但是，当所有人都站起来，所有人都能获得更好的视野吗？答案不言自明。

虽然本书是对美国教育的批评，但对同一时代脉搏下的我们来说，也同样有启发。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，透过这位经济学家冷峻的眼光，我们也可以再次思考：学历通胀、教育投入和学习动力这些关键性问题。

01信号效应占比高，教育势必演变为一场消耗战

2021年，美国一项研究报告，基于近3万个大学生的教育投资、回报数据，计算了学士学位的回报额。

在都顺利毕业的前提下，学士学位的净回报额中位数为30.6万美元。

注：在这份报告中，净回报额= 学位带来的终身收益增长- 大学的直接、间接成本。简单来说，也就是获得学位的学生，与高中毕业后直接去工作的同龄人的收入差。

但平均数、中位数这种数据，往往具有一定的欺骗性。残酷的真相是，有些学位（比如工程、计算机科学、经济学等）价值数百万美元，而有些学位（包括艺术、哲学、宗教和心理学等）则根本没有净财务价值。

再算上有可能无法毕业的风险后，学士学位的投资回报率中位数下降到12.9万美元。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位项目，投资回报率为负数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学位项目使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他们根本没有上过大学还要差。

如果教育的实用价值真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、获得学位，相对应的结果应该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才对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，而是愈发严重的就业失衡现象。

什么叫就业失衡？天文学博士从事服务员工作、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去做调酒师，或者我们更熟悉的例子，985硕士送外卖等等。简言之，找一份工作所需的教育程度，已经远远超过了从事一份工作真正需要的教育程度。

如果从人力资源成本的角度，这完全说不通。但若是用“信号模型”来看呢？所有雇主都希望寻找智力高、认真负责、愿意服从的员工，而一个更高级的学位证书，学士、硕士、博士......恰好能向外界发出这三大特征的信号。

在卡普兰看来，现行的教育，50%-80%的功能是发送信号。只有剩下的那么一点儿，才是我们以为的，“点石成金”的人力资源价值。

如果还是觉得这个结论有些偏激，那么不妨想象一下：要么能够接受普林斯顿的教育但没有文凭，要么能够获得普林斯顿的文凭但不能体会教育过程，只能二选一，你会选哪个？

或者这么问好了，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大好处是什么？学习，还是让人们相信你很聪明？

普林斯顿大学没有门禁，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进去听课，甚至可以参与在校生活动。卡普兰自己也一直在网络上免费分享他在乔治·梅森大学的课程。

可，事实上，几乎没人这样做。因为只有那一纸文凭，才能向雇主发送信号。而信号，是一场内耗战。

雇主注意到学业成功与工作成就之间的联系，便开始将教育背景作为招聘时的敲门砖；

聪明、优秀的人才意识到这一点，便开始致力于取得教育成功，以便日后实现职业抱负；

在聪明、优秀的人才中，教育背景差的人越来越少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学业成功与工作成就之间的联系。

一个自我验证的循环里，年轻人只能选择卷入这场游戏，不断延长自己受教育的年限、获取更高级的学位证书。

当然，也有其他方式能传递这种信号。比如，在面试时，穿职业套装就比穿奇装异服要显得更有“服从社会准则”的诚意，但，这又怎么能跟全社会都服从的文凭价值相提并论——选择主动退出这场信号游戏的行为本身，就释放出了“不愿意服从”的信号。

在卡普兰看来，教育就像是染上了一种“闭锁综合症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内卷”，人人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但又无力改变些什么。

02无用的学习几乎无处不在

教育的一切都是信号吗？读书的意义只是为了得到那张文凭来展示能力吗？

许多主流的劳动经济学家，对卡普兰的结论感到懊恼。即使用最宽容的标准，卡普兰的观点也不能令他们高兴：教育并非纯粹的信号，但信号是教育的主要价值所在。如果要为教育溢价中的人力资本与信号资本定出一个合理的份额，卡普兰认为，10:40是可以接受的。

换句话说，学生在学校里学到了多少实用的工作技能，在卡普兰看来，实在稀缺。

就连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几年间，人们声讨在线课程让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，卡普兰也嗤之以鼻，“仿佛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就真的学到了多少似的。”

学校里教的，大部分都没用

每所学校教授学生的内容，都可以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。这是可以接受的，总不可能每所学校都是培养培养技能的超级工厂。但问题是，二者的比例如何？

以高中为例，卡普兰把学科按照课程知识在工作中的实用程度，分为高中低三个范畴。柱高表示学生花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比例。

图源《教育的浪费》

“实用性高”意味着该科目知识能提高学生在具大多数职业上的工作表现，班上大部分学生以后都用得上，但学生们花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，还不超过三分之一；

“实用性低”意味着该科目知识或许能提高学生在极少数职业上的工作表现，最有可能用得上的，可能是选择未来去当该学科老师的学生。而学生们花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，却超过40%。

即使是“实用性高”的科目，学校里的教法也更偏学术，而非实用知识。以数学为例，几乎所有现代职业都用得上一点数学知识，但高中数学课上的数学知识，却很少被需要。

这样的课程设置在卡普兰看来，大概也就只比还在以希腊语或拉丁语为主要教学内容的“古典教育”，实用了那么一点儿。培养学生技能？实在无从谈起。

要说到大学，卡普兰这位内部人士更是毫不客气，大学老师只是教自己感兴趣或能力范围内的东西，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，可从来没有真实的职场经历。

学习效果，被分数美化了

这还没有说到最致命的问题：知识留存率。

即使学校教育确实提高了学生的分数，学生掌握的知识也可能转瞬即逝。老师们挂在嘴边的玩笑话，可能并不是玩笑：“放个暑假，就都还给老师了。”

一项涉及上千人的大型研究，以高中生和19-84岁成年人为对象，测试了人们的代数和几何知识水平。结果发现，高中学过相关课程的受试者，大多数在5年内遗忘了一半的内容，而25年，几乎全部忘得一干二净。

更基础也更实用的读写能力、计算能力，也状况堪忧。

2003年，美国教育部随机选择了18000人进行成人读写能力测试（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, NAAL）。题目之简单，标准之低，结果令人瞠目结舌，只有13%的人达到了“精通水平”。

要是按受教育程度分类，就更有趣了。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，达到了我们心目中大一新生的水平。

结果惨淡是因为题目太难吗？看看这个问题：如果每加仑石油便宜0.05美元，那么加140加仑的石油，一共能便宜多少钱？答对这个问题的人，还不到一半。考虑到是选择题、不排除有人凭运气猜对，真实情况简直令人不忍直视。

当然，正如许多人相信着“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，剩下的就是教育。”教育者坚称，无论学生学习什么科目，最后他们都学会了“如何学习”或“如何思考”。

但无论是翻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“学习迁移理论”研究，还是着眼于眼下的测试，卡普兰直言：举一反三？不存在的。

曾经有一项调查探讨教育对思维能力的影响，以对高中、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新生和毕业生为对象，提出一系列口头问题，比如“电视暴力是否引发了更多现实中的暴力？”、“对可回收垃圾征收处理费，能否大幅减少垃圾排放？”，来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。

回答为开放式，无对错之分，只要能够就正反两面展开讨论、提出观点即可。结果发现，教育的确能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，但幅度之微小，难免令人失望。

耗费多年学习，却无法完成日常事件的分析、推理。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

怪不得心理学家道格拉斯·德特曼(Douglas K. Detterman)说，不指望学生能举一反三。“教育，甚至是研究生教育，只不过是帮助学生获得信息而已......我只会明确告诉学生，某一项技能未来在哪些领域能用得上。”

非认知能力的提升？一厢情愿

教育界外的人士，则会更加务实地讨论到学校的其他方面，比如学会了自律、建立了人脉等等。

这听上去不无道理，也许，教育还扮演这样一项重要功能：让学生提前适应未来的工作角色。可问题是，学校灌输的不是职业要求，而是学校要求。这两种要求并不完全一致，甚至有时候，学校灌输给学生的理念会阻碍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就。

尤其是对于成效的定义和判断标准，学校看重的是抽象理解，而不是实际效用——说到培养孩子的自律习惯、为以后的人生做好准备、学会与人打交道，一年的工作经验比一年的教育要有用得多。

至于人脉，也是父母们不遗余力支持孩子冲击名校的关键原因。毕竟，学校名气越大，在学校获得优质人脉资源的可能性，也就越高。

然而，据卡普兰观察，这种所谓的人脉，可能永远派不上用场。除非是法律、医学这类职业性很强的学科，同学在未来工作中还有机会“互惠互利”。通常情况下，能带来巨大回报的人脉，几乎都是在毕业后、在野蛮发展的商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后，才有可能形成。

03学历时代终将走向学力时代

无用的教育，带来丰厚的回报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真实存在的，直到今天，对个体而言，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想法，仍然是可操作、有希望的。

但经过全盘审视的卡普兰，看到了背后的代价：教育的社会回报停滞不前。

蛋糕没有被做大，所以它终将面对“不够分”的那一天——也就是现在——看看那些手握精英高校学位却在求职市场中四处碰壁的年轻人吧，文凭通胀已然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
那么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
先从追逐学位的目标值说起，以卡普兰的数据分析来看，拿到学士学位（也就是本科毕业）后，教育溢价达到峰值。而硕士学位的学位回报率，对于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来说，也仅有10%。

图源《教育的浪费》

通俗地讲，对于大部分上大学、找工作的普通人来说，读到大学本科毕业，就够了。

获得了学士学位，并且在认知能力、性格、背景和其他一切特征上，符合该人群的普遍特征，按照认知能力测试的结果，这样的学生应该排在第73个百分位。卡普兰将其称为“好学生”样本。

“好学生”是应该上大学的，前提是计算清楚了自己的成本与可以期待的回报。

首先是最直接的物质投入与回报。

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不菲，倘若再算上此前读私立高中、准备大学申请的巨额投入，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，毕业好几年都赚不回学费，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。相较之下，读一所物美价廉的公立大学，倒不失为一种好选择。

其次，选择一个实用性强的专业。

STEM专业（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四大学科）排在首位，经济学、商科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越是吃香的专业，带来的回报的确越丰厚；冷门而高雅的艺术专业，零回报、负回报也是有可能的。

最后，学习能力与学习意愿也很重要。

鉴于成本、回报也不能完全以金钱计，这不仅关乎学习者本身的幸福度，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能够顺利毕业的几率。前文已经提到，没有毕业后的那一纸文凭，前几年的沉没成本几乎都会打水漂。

为什么要单独把“好学生”拎出来说？卡普兰无奈表示，教育对“中等学生”（排在第41个百分位）的回报并不丰厚，更不用说“差学生”（排在第24%个百分位）了。

对于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，上大学是一笔糟糕的投资。去接受职业培训、去找工作，都比读大学要实际得多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卡普兰呼吁，我们需要更少的教育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职业教育。

从社会的角度，以追逐社会地位的传统教育是一种零和博弈，而追逐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则不是。社会地位永远是正态分布的，但平均技能是可以提高的。唯有如此，学历通胀的困境，才有希望被打破。

参考文献：

1. The Wallstreet Journal: For a Good Job by 30, Do This in Your 20s, Lindsay Ellis

2. FREOPP.org: Is College Worth It? A Comprehensive Return on Investment Analysis, Preston Cooper

3. The New York Times: School Is for Wasting Time and Money, Bryan Caplan

4. Youtube: A Conversation With Bryan Caplan on Signaling, Education, and Employment, James Dunn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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